近日，美国洛杉矶当地陪审团判定Meta和Google两家公司因其名下的社交媒体产品导致一名年轻女性成瘾，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。继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于去年通过后，这起美国首例社交媒体成瘾判决再度引发热议。
撰文｜刘亚光
保护童年，
还是侵犯自由？
这起备受关注的社交媒体成瘾案由一位名叫凯莉（Kaley）的20岁女孩提起诉讼。负责辩护的律师是66岁的拉尼尔。当地时间3月26日，拉尼尔成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认定Meta旗下的社交平台Instagram和谷歌旗下的流媒体平台Youtube故意设计成瘾机制，导致凯莉产生抑郁症状和自杀念头。
凯莉自述，她6岁开始使用Youtube，9岁开始使用Instagram，从未因年龄而遭遇任何形式的限制。“我把几乎所有时间花在了社交媒体上”，凯莉表示。过度的社交媒体使用让她不再和家人、朋友来往。对社交媒体照片中滤镜的痴迷，让她开始过度关注自己的外貌。10岁时，她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，后来更被确诊为躯体变形障碍。在拉尼尔的辩护下，陪审团裁定，由于导致了这些严重的后果，凯莉应获得来自两大科技巨头公司共计600万美元的赔偿金，因为Meta和谷歌的行为“存在恶意、压迫或欺诈行为”。
该案的判决结果，被媒体认为是社交媒体与公众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。Meta方面表示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是极其复杂的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应用程序。但家长们的态度，却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。许多家长聚集在法院外，对媒体控诉社交媒体对自家孩子的“所作所为”。英国网络安全倡导者伊恩·罗素 (Ian Russell) 的女儿莫莉 (Molly) 于 2017 年因浏览有害网络内容而自杀，年仅 14 岁。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（ BBC）专访时，罗素表示，现在已经到了公众与社交媒体关系的重要“转折点”。
2024年，澳大利亚通过严格的社交媒体法案，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内容。2025年12月，该禁令正式生效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针对全球30个国家的调查发现，有29个国家的多数民众支持禁止14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，只有德国持反对意见的受访者更多。在社交媒体平台对日常生活施以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的今天，公众的反思也在同步提升。在澳大利亚之后，法国于今年3月31日通过法案，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平台，印尼则于3月28日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。
处在舆论中心的扎克伯格。图源：Ryan Sun/AP
一直以来，这些限制举措都不乏反对的声音。在美国，公民自由联盟（ACLU）和公共知识组织（public knowledge）等团体都认为，类似《儿童在线安全法案》（KOSMA）将侵犯未成年人在线访问和分享信息的权利，而这些权利是“能够帮助儿童探索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”。在澳大利亚颁布相关禁令后，18岁的埃琳娜·米特雷夫斯卡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公开表示，这些举措“非常虚伪”，因为它们“试图彻底剥夺年轻人的网络空间，而不是仅仅进行对话并尝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”。
如何理解技术
对童年的威胁？
孩子成长出现问题，都应该怪罪给技术或者公司吗？许多学者其实都提出过质疑。心理学家古尔内克·贝恩斯（Gurnek Bains）就认为，由于逆反心理的存在，彻底的社交媒体禁令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当孩子在探索欲旺盛的年纪受到极大的约束，他们的欲望并不会消失而只是被抑制，最终会让他们选择更危险的替代品——就像曾经电子烟的禁令导致了更为猖獗的烟草黑市交易一样。
凯莉的庭审中出现的交锋，也呈现了这种复杂性。律师拉尼尔告诉Instagram的负责人亚当·莫塞里（Adam Mosseri），凯莉单日使用该平台时长能达到16小时。莫塞里直接否认这可以论证凯莉使用社交媒体成瘾。相反，他反过来认为，“一个青少年如果把一天的时间都用在社交媒体上，是很有问题的”。
美国心理学家、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苏珊·林（Susan Linn）的新作《Who's Raising the Kids?Big Tech,Big Business,and the Lives of Children》（中译本《屏幕前的童年》）为这一问题的辩论提供了新的角度。在林看来，全球范围内孩子们的童年都在面临威胁，科技公司难辞其咎。但这些公司对孩子的影响并非仅仅依靠无限滚动页面、算法推荐、“阅后即焚”这些成瘾性设计。很多教育孩子的“惯例”，无形中也充当了社交媒体成瘾的燃料。
《屏幕前的童年：科技产品、商业主义与我们的孩子》
作者：[美] 苏珊·林 (Susan Linn)
译者：张英杰
版本：广东人民出版社·万有引力
2026年4月
林十分精准地指出，社交媒体最大的威胁，在于让孩子始终处在一个“侵入式”的信息环境里。对于孩子来说，一个能让他在放松的状态里玩耍的环境是相当稀缺的，这种环境婴儿不会感觉到不安全，又有一定的欲望自由活动。“就像婴儿既没有被抱得太紧，也没有被抱得太松”。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（D.W.Winnicott）将这种环境称作“抱持环境”（holding environment）。
与之相对的是“侵犯”（inpinging）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中，人们不断激起孩子的种种反应，比如很多人小时候都经历过的，大人让小孩“做做这个！”“笑一下！”等等。这种过于快速频繁的需求，常常超出孩子的响应能力，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尝试自发地消化信息，并做出自主的行为。久而久之，孩子的自我认知、创造力、摆脱控制的主动性都可能受损——而这些，恰恰是日后忧心忡忡的成年人们在孩子手机成瘾时发现的症状。
林还指出，当下社交媒体和各类APP应用的设计看似多样，实则是让多元的体验均指向一种纯粹追求奖励的“付出-回报”逻辑。比如，线下搭乐高模型可能完全出自内心的好奇，但5岁的诺亚让林一起玩的“乐高城市”（Lego City）赛车游戏最终的目的是积累积分兑换更“高大上”的虚拟物品。两者的过程看似相似，但孩子使用动机的微妙差异，在林的眼中却是一款设计是否容易致瘾的分界线。
在林看来，由科技公司主导的一种商业化的文化力主将一种外在的、物质化的奖励，塑造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。这种奖励与社交媒体中的成瘾设计是一致的，也摧毁了孩子们的忍耐力与专注力——但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文化早已潜藏在父母教育孩子们的方式中。
如今，各国有关青少年社交媒体限制的相关法案陆续推出，一场家长向科技公司“抢夺童年”的战役日益激烈。林的提醒意在说明，这场争夺并不只能发生在法庭，更重要关注的“战场”，发生在最微观的日常生活中，家长们应该做一个好的榜样——毕竟，作为孩子效仿的对象，成年人们的社交媒体瘾一点儿没小到哪里去。
对此，林在书中给出了一些非常切实的建议。比如，当家长在陪孩子时，自己忍不住掏出手机时，认真地给孩子解释自己此时用手机的理由——林特别提醒，不要小看这些理由，起初它们也许冠冕堂皇，但带给人的羞耻感，能很有效地降低大人们忍不住看手机的频率。又如，尽可能合理地布局家中的空间，让电子产品摆放的位置不要“过于重要”。在商业化文化之外，家长们还可以更多注重培养孩子的公共精神。在传统节假日时，更多给孩子讲讲节日的文化渊源，而非只是去消费；平时带孩子做公益，这些都有助于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们对商业化文化的警惕。
参考链接：
1.Campaigners welcome Meta and YouTube's defeat in landmark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
https://www.bbc.com/news/articles/c747x7gz249o
2.Why a social media ban for teenagers misses the point
https://theconversation.com/why-a-social-media-ban-for-teenagers-misses-the-point-279492
3.How will bans on social media affect children?
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articles/how-will-bans-on-social-media-affect-children/
本文为编译内容。撰文：刘亚光；编辑：刘亚光；校对：王心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值班编辑：罗晓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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